晚报记者游晓鹏 通讯员 王平义
乍看一个“郑”字，我们通常想到的是一个一亿人口大省的首府，一个日吞吐百万旅客的交通枢纽，或者一个不断崛起的中心城市，但熟知郑州历史的人一定知道，这个字还联系着另外几个词语并代表着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册封弟弟姬友为郑伯，郑国诞生；公元前769年，郑武公将郑国东迁至郑州一带，死后葬于荥阳广武原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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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国亡族人以国为姓
公元前375年，郑国的最后一位国君郑康公即位已经整整21年。20年的时间并不短，可以使一个国家励精图治，由弱变强，也足够让一个国家政治昏沉，滑入贫弱的深渊。不幸的是，郑康公从父亲郑繻公手中接过君权的时候，郑国究竟要走哪条路，已经由不得他作主了。
公元前408年，三家分晋之一的韩国夺取了郑国的重镇雍丘(今杞县地)，国都新郑受到威胁，郑繻公不得不把国都迁回京城，同时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加固京城与长城(从今荥阳崔庙乡王宗店到新密市茶阉，共长14320米)。同时，采取避强击弱、远交近攻的战略，出兵夺取了卫国主要城市毋丘(今山东曹县境内)。此后，郑繻公又誓师出击，分别夺取韩国在登封和禹州境内的负黍和阳翟。从表面上看，郑繻公也算有勇有谋，颇有成就，但是将他所取得的胜果放在郑韩两国数十年交兵史上一比，郑国还是吃了大亏：郑国的几个重要城邑都被夺去，国土丧失了一半多，曾经为郑国兴盛作过巨大贡献的商民纷纷外流，国势日衰。而更为危险的是，韩国国君韩武子并没有作罢的意思，对郑国的侵犯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郑康公有强国之心，祖辈时代国家的积贫积弱，也已经使他无法逆转郑国衰弱的趋势。公元前375年，韩武子的儿子韩哀候派出强大的军队，对郑国发动了致命一击，一举功灭了郑国，结束了郑康公为国寝食难安、忧心忡忡的日子，并把都城定在了新郑。郑国被灭以后，郑国王室贵族纷纷四散逃亡，散居于现在的淮阳和商丘之间。
郑国虽灭，但郑国王族却没有忘记国仇家恨，遂以郑国的国号为姓，郑姓从此诞生。在中国历史上，姓氏的形成过程是非常复杂的，包含多种方式，如以氏为姓，以国为姓，以邑为姓，以官职或职业为姓等等，郑姓的形成就是以国为姓的一个典型。郑国被灭后，韩国根据“灭国不灭祀”的古代制度，将被俘的郑族人封在敖山南面，守祀郑武公的寝陵。这块地方在楚汉争霸中被毁，成为废墟，被称为“郑王之墟”，后来又演变为今天的郑王庄村。1992年，郑族人将一座明代的古建筑改建为郑氏宗庙，自此以后，海内外的郑氏子孙来往此地寻根问祖者络绎不绝。
“郑氏三公”彪炳史册
郑桓公姬友、郑武公掘突、郑庄公寤生是郑国最早的三位君主，因此，郑氏后人将他们尊为“郑氏三公”，桓公被称为郑氏始祖，武公和庄公则是二世祖和三世祖。在郑国历史上，最有名气，也最有成就的三位君主也恰恰正是他们。
公元前827年，姬静登基，是为周宣王。与他那爱行暴政的父亲周厉王不同，姬静励精图治，立志中兴，因此想从家族中选拔出辅佐中兴的人才，他看中了同父异母的弟弟姬友，便把他封在陕西华县，国号为郑，姬友成为郑国的第一代国君。姬友不辱使命，将郑国治理的井井有条，百业俱兴，社会太平。弟弟的治国才能周宣王自然看在眼里，他很快又将姬友请入朝中，做了主管教化的司徒，成为自己治天下的“左膀右臂”。周宣王死后，继任者幽王却贪图淫逸，重用小人。姬友听从太史伯建议，将家属和财产寄存于现在荥阳市京襄城一带的虢国和郐国之间，随后，在“犬戎之乱”中，姬友为保护幽王战死疆场，葬于封地陕西华县。
在桓公生前，郑武公就已经开始协助父亲转移家属和财产，其雄才大略也早早地露出了锋芒。他乘周平王东迁洛阳之机，灭掉了虢、郐两国，同时发展工商，开发滩涂，兴建乡校，推行“武公之略”。由于提出了解放商人的口号，各国商人都拥护他，纷纷投奔郑国，郑国也迅速壮大起来。与此同时，武公把父亲寄放家属和财产的地方京城(今荥阳市京襄村)建成宏伟都城，这就是今天的京城遗址。但正当武公雄心勃勃之时，周天子收回了虎牢一带地方，武公不得不另觅地方重建都城。公元前744年，新都尚未建成，武公积劳成疾去世。他的大儿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
郑庄公的丰功伟绩比之上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演绎出了“掘地见母”、“射中王臂”等经典故事，治下是郑国最强大的时期。庄公死后，郑国长达326年的历史上再也没有出现过如“郑氏三公”般丰功伟绩的君主，或许正是如此，郑氏后人才这样怀念和尊崇与成就“郑氏三公”功业密切相关的郑州一带，并把桓公亲自选定寄居、武公开拓广大死后归葬的荥阳广武原视为祖茔地。
属于广武原的两次“回归”
广武原位于荥阳市广武镇一带，“阡陌交织，沃野千顷”，一座绵延百余里的山脉横亘于此，这就是敖山，武公就葬在山东部的最高处飞凤顶。千百年来，郑氏子孙念念不忘祖宗根脉所在，怀着无限悲喜之情一次次地“回归”祖地，其中有两次回归，意义十分特别。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408年，此时郑国定都新郑已数百年，韩国却出兵攻取了雍丘，直逼新郑，情势万分危急。史书记载，郑繻公于是“城京”，也就是转而以京城为国都。而京城和敖山一带，同属于从秦汉开始的行政设置荥阳县，当时还被笼统地称为“河之南、洛之东”或者“前华后河右洛左济”。繻公“城京”是迫不得已，但结果对郑国却非常有利，第二年郑国就反败为胜，并且连战连捷，一直打到韩国的首邑阳翟。后人在描述郑繻公的这次“回归”时，认为正是武公掘突奋发自强的精神激励了子孙，因此转危为安。
郑国灭亡后，郑之族人开始散居于陈、宋之间，直到西汉末年，郑氏的二十七祖郑奇任河南郡太守，举族迁居荥阳，成为郑氏史上的另一次引人注目的“回归”。河南郡的郡治也就是官府所在地设在洛阳，洛阳城远比荥阳大，还要繁华的多，但郑太守上任后，没有把族人迁往洛阳，却不惜令族人长途奔袭，将居地选择在位于“洛之东”的荥阳。郑奇的举动透出的无疑是郑氏子孙对祖茔地的深厚依恋，也为更多后世子孙的“回归”拉开了帷幕。郑奇归葬广武原之后，郑氏子孙均以广武原为落叶归根之地，“郑王之墟”也成为子孙守墓之所。逐渐地，荥阳郑氏又成为中原地区的名门望族，无论在朝为官，还是封疆为吏，接连显赫于汉、魏以后的许多朝代。
郑氏子孙的“祖地情结”
郑姓本源于姬周，丧葬观念和传统风俗与周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习惯，就是不仅始祖之葬要选择发祥之地依山而茔，后世子子孙孙也要虔诚归祖茔秉礼而葬。周王室贵族及周族人绵延10余世，都葬在岐山及周原一带，郑氏族人也袭承此风，归葬于广武原。
清代康熙初年，曾有一个诗人满怀虔诚地写出广武原茔地的肃穆与弘旷：“东原百里冢相连，衰草荒烟日暮天。事业于今随去水，松楸到处变桑田。古人梦绕沙中鹤，游客神交泉下贤……”。直到清末，在广武原上还屡屡发现有隋唐乃至宋代的郑氏坟茔和墓碑。
唐代埋葬于广武原的尚书库部郎中郑群，其墓志铭出自唐宋八大家韩愈之手。韩愈写到，郑群的曾祖是晋州霍邑令，祖父是彭州九陇丞，父亲则是鄂州唐年令，郑群本人也考取进士，先后在江陵、襄阳、衢州等地做官，在扬州去世后，辗转千里归葬“于郑州广武原先人之墓次”。唐代河东节度使郑儋在江南做官，死后也葬于广武原，并且在韩愈的记载中，郑儋生前一直为祖上三代“皆未还荥阳葬”而痛心，最后辞去官职，终将三世先人还葬于荥阳。
事实上，外迁的郑氏子孙心中一直有着打不开的“祖地情节”，南国之郑氏如此，游宦于西域的郑氏如此，为官东北的郑氏也是如此。在广武原，归葬子孙之碑铭不计其数。郑氏后人在缅怀郑氏先贤开拓中原的历史功绩时，慨然写道：“广武原，郑氏祖茔地。……居广武山之阳、坛山之眉，诚福境宝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