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郑氏历史文化大争论述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关姓氏文化的研究在国内逐步展开。九十年代初，随着海外华人华侨寻根问祖活动由国内沿海向中原地区的推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运作方式，被一些地方政府官员视为促进经济发展的特殊渠道，并由此鼓励或组织人员寻找“史据”、撰文宣传，为“招商引资”大打文化牌。
为此，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交替前后的二十余年里，许多省、市、县出现了各式各样、真伪难辨的名人故里、祖籍地、发源地、始祖地、始祖墓、名人墓等等，各种“学者研究”、“专家考证”、“考古发现”众说纷纭，附和者有之，质疑者有之，将信将疑者有之，以讹传讹者有之，绝大多数读者无所适从。以郑氏历史文化为例，中原地区、尤其是古郑国辖地的河南省荥阳市（县级市）、新密市（县级市）、新郑市（县级市）以及开封市等地（以下均简称为荥阳、新密、新郑），出现的许多争论，可谓是上述现象中的一个典型。
古代郑国是我国西周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周宣王二十二年（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姬静）赐自己的弟弟姬友为伯，封地于棫林（今陕西华县），国号为郑。幽王八年（公元前774年），周幽王宫涅请叔伯友（姬友）入朝为司徒。公元前772年，姬友利用周朝司徒和郑国国君的双重身份，向中原地区的虢国、郐国借地迁民，史称“桓公寄孥”。公元前771年，姬友在“犬戎之乱”中为国捐躯，谥号桓公，史称“郑桓公”，后人公认其为郑氏始祖。姬友战死疆场后，他的儿子掘突（史称郑武公）袭父为伯爵，封为卿士，护周天子迁都至雒（今河南省洛阳一带。史称东周），辅佐朝政。平王二年（公元前769年），郑武公等率部灭郐国；平王四年（公元前767年），郑武公灭掉虢国，随后又收归周围的八个小国（邑），郑国立足中原的疆域基本形成。平王六年（公元前765年），郑武公完成其父桓公东迁的宿愿，举国迁往中原，并将国都建在溱水与洧水交汇流域（今新密、新郑交界一带），为别于棫林之地的郑国，史称 “新郑”，即新郑国之意。
郑国400余年的历史中，先后传承了十四世、二十四位国君，在历经封国、东迁、鼎盛、连续内乱、连年战争等过程之后，于周烈王元年（公元前375年），被另一诸侯国——韩国所灭。郑国的君室族人和民众大部徒居陈宋之间，遂以国为姓，郑姓始立。原郑国东迁后的疆土面积，相当于今河南省十分之一不足。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至唐朝末约六百年中，这片区域的核心地带即郑州地区，三次被设为“荥阳郡（其治所中前期在今郑州的古荥镇和管城区，中后期在今荥阳）。尤其在唐朝，以郡望著称的“荥阳（郡）郑氏”成为中华望族，宗门显贵，由此南迁的一些荥阳郡郑氏，后至海外，大多自称“荥阳郑氏”，其发迹先祖多为荥阳郡开封县籍人士。
近几十年来，河南省相关县、市的一些人士、专家学者，对郑氏历史文化中的几个问题各说各话，针对“东迁初都地”、“溱水发源地”、郑武公墓的位置、郑王庄及京襄城的历史含义等问题争论不休。同样的一段历史记载，各作对己有利的解释，或断章取义、或曲解典籍等，不一而足，误导读者。本文作者利用大量史料及当代书刊文章（包括内刊文章），依据史据，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对比述评。一方面尽可能还历史真相，以正视听；另一方面，也是对近三十年来的郑氏文化研讨做一个阶段性、局部性的总结，以期促使郑文化研究得以健康发展。
一 郑国东迁初都何处
（一） “郑国东迁初都荥阳市京襄城”之观点
近二十年来，“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之说流传甚广。这个观点最早出现在1990年由荥阳人士张明申撰写的《略论郑国都城变迁》一文，刊于当年的《荥阳郑氏资料辑录》第三期，这是由荥阳郑氏研究会出版的内刊，该文后被收录于荥阳郑氏研究会会长宋国桢、秘书长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1990年第一版）。该文开篇说：“郑国建立以后，先后曾有四处定都：①初封于棫林（公元前806年—前771年）；②桓公寄孥于郐、虢之间与武公定都于京（公元前771年—前744年）；③庄公迁都郐国南部（公元前743年—前672年）；④文公迁都于新郑（公元前672年以后）”。其观点在以后的十余年中，被荥阳人士多渠道宣传，加之网络传播，在民间影响甚广，被广泛引用。
提出此观点的主要以今荥阳人士为主，其相关论据原文援引如下：
1、《史记·郑世家》载：“桓公东迁雒东。”是指今天的荥阳市（其理由是荥阳位于雒——今洛阳一带东）。
2、《国语·郑语》所载的“虢、桧皆有寄地”这句话靠不住。
3、《史记·郑世家》所指的“河、济、洛、颖”之间、“洛东”、“虢桧之间”，都集中在今荥阳（县）境内。
4、京（今荥阳京襄城）北距虢国都城（今荥阳县广武镇）约20公里，南距郐国都城（今密县曲梁乡）约27公里，西距洛水约30公里，这座当时闲置的现成的古城，与“洛东”、“虢桧之间”的地理位置非常符合。
5、《郑伯克段于鄢》（演绎篇）中有“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
以上1—5条，引自荥阳人士宋国桢、周显才主编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
6、从公元前772年“桓公寄孥”到公元前756年郑迁溱洧，有七年多的时光。这段时间虽短，但对于死里逃生，奋发图强，终于灭桧并虢、占有十国（地）而崛起中原的郑国来说是至为重要的。在这一段时间里桓公寄孥，不会寄于毫无安全保障的荒郊野外，武公迁国也不会一直在马背上动荡。那么（武公东迁初都）应该在哪里呢？我们说，京城最符合历史记载的地理位置。
7、《东周列国志》（历史演义小说）一书在描写封段一事时，指明京城是“郑国”的上都。《东周列国志》虽是野史（实际上不属于历史类，而属于文学类。本文作者注），可以作为佐证。
8、《左传》告诉人们：“邑有先君宗庙曰都”，京城至今尚存有“桓公庙”。庙屡建屡毁，古代祭祀的石祭案，仍摆列在神主之前。这一事实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京城曾为郑国的国都。
以上6—8条，摘自荥阳人士陈玮《论荥阳祖地的历史形成》一文，见“荥阳·郑氏”网，原刊于荥阳人士主办的《荥阳与郑氏》报（内部交流）。
9、（荥阳郝砦村出土一通）“郑氏宗庙祖碑”，（内容为）周武王奠，正面为“郑”字的初体；中左一面“湖王”（胡字异体字）周厉王的名字；中左二面“□□公、武公、庄公、神恩；中右一面“大宫朱历花”（太庙之古称）；中右二面“郑”（是货币上用字）郑家”。结论，（这石碑用）在郑国宗庙内尊奉先祖。说明这里是郑氏先祖活动较为集中的地方，这里的宗庙应是郑庄公庙遗址。
10、郝砦村（古郑家庄）南200米是“老郑坟”（现挖出一大墓），再南是战国墓群，有13座。该大型墓位于郑庄公庙遗址西，阴涧沟之南。该墓主应该是郑庄公之母武姜氏。还（出土）有一个“段”字的墓志罐，此罐应为庄公之弟叔段葬此之佐证。经查，叔段避难之共地（辉县）没有共叔段墓地之记载，这就进一步加大了段叔葬此的可信度。
11、宋朝的大史学家郑樵说“初都荥阳”，即指今天的荥阳京襄城。
与此条内容相同的还有，前述张明申文中说：《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有东迁始祖郑武公都荥阳的记载，并说是史学家郑樵的自述。同时，又进一步解释说：“春秋时虽然没有荥阳县，但宋时有荥阳县，这种说法也是可以成立的”。
12、至公十五年（前408年）又被迫将国都由新郑迁回京城。
以上9—12条，摘自宋国桢《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
13、（郑国）平王六年迁溱洧，平王元年至平王六年，这五六年间，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14、“京，武公所营。郑国最初和最后的都城”。
以上13至14条，载《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总编纂郑自修，执行编辑郑文焕）。
目前，见诸于世的书刊文章中，持“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的专家学者极少。首创者主要是荥阳的几位作者。即使是荥阳以外持此观点的人，也都毫无例外地是引用或参考了荥阳人士所写的文章及书刊内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有这些文章均未指出史籍中有“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记载。
上述几位荥阳人士所列举的“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否定或曲解史书记载，造成“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假象，误导读者。
个别荥阳人士为了把京襄城变成“郑国东迁初都”，首先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甚至用京襄城与虢都郐都二城相距多少公里这样机械的方法来误导读者，造成郑武公只寄孥在京襄城、别无他处的错觉，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还说：郑桓公不可能把郑国诸君家属和民众分散在各邑。其实，“十邑皆有寄孥”这一史实，早已被历代学者认同或引用。另外，《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竟然以“演绎”之名，编造经典范文《古文观止》首篇《郑伯克段于鄢》的内容，假借古人之口称“京城原是武公东迁的第一个都城，有很大的城池。”使之成为“武公东迁初都于京”的一种“佐证”。
第二类：用假设的方法推断“武公东迁初都于京”。
用《竹书纪年》中记载平王东迁至“郑迁于溱洧”有六年的时间这个记载，推断郑武公于这段时间内在京城建都。实际上，郑国东迁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东迁早在“桓公寄孥”时已经开始，只不过当时的名义是“迁民”而不是“迁国”。武公在辅佐平王东迁的第二年就灭了郐国，此后，应该是大规模举国东迁的开始。此时郑国并未灭掉虢国，怎么可能在距虢国国都不远处的京襄城定都呢？史书记载，虢国比郐国强大，虢国国君虢叔远比郐国国君郐仲阴险狡诈和恃势强大，郑国东迁的居住中心自然会放在郐国境内。武公先灭郐、后灭虢的策略也证明了这一点。《竹书纪年》中“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的记载，实际上是指郑国东迁已经完成了灭虢郐、收十邑的计划，郑国的疆域基本形成，郑国东迁已经完成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而根本不是某些人推测的那样，郑武公把京襄城当成一个“国都”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为，如果说，“桓公寄孥”于虢，因而在东迁时建都于京，那么，“桓公寄孥”也同时在郐，并且，根据《公羊传》所载武公和郐国夫人私通这一细节以及东迁时首先灭郐来看，郑国当时主要的力量和活动范围显然是在郐国境内。至此，人们终于明白一些荥阳人士否定《国语》记载的“十邑皆有寄孥”以及把“桓公寄孥”的位置限定在“洛东”、“虢郐之间”的真正用意了。
另外，许多史书如《史记正义》、汉代《诗谱·桧谱》及清代《郑州志》等均载：郑国是在灭郐之后，迁至溱洧二水交汇的附近建都。
《史记正义》：“郑灭郐而建之…郑处郐地而有溱洧，是桧居溱洧之间”；
《诗谱·桧谱》载：“郑、桧同地，郑国之都非郐地也，但二城不相甚远”；
《郑州志》：“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孥与虢郐之间，徙都郐”。
值得人们重视的是，当代一些历史学、考古学专家也全盘否定了“京为东迁初都”这一说法。京襄城作为春秋时期的遗址，曾历经河南省级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评定、全国文物四有普查、省市考古专家参加制定“京城遗址保护方案”、后又被推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几十年的考证、评定过程。众多的县、市、省多级申请报告，评定报告、推荐评估中，均称京襄城为“春秋时期郑国的通都大邑”，没有一份材料称其为郑国东迁初都。
再者，《郑氏族系大典》（第一卷，以下简称为《大典》）中称：“史家疑郑国是以丹邑为基础，营造和扩建京城，作为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作者在这里玩了一个文字游戏，即没有指出所谓的“史家”姓甚名谁，又未指出或引用“史家”的只言片语。在没有任何史据的情况下，不能明着称京为郑都，只好说是被史家疑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观点，已被时任《大典》（第一卷）执行主编的郑文焕撰文否定（相关内容后述）。《大典》称“丹邑”为“京”，进而言之为郑国初都，这种说法是与史相悖的。其一，众所周知，郑武公先灭郐后灭虢，时隔两年再取丹邑等八个小国，郐虢灭了之后还未占领丹邑，武公怎么会以丹邑为都呢？其二，将丹邑和京城合二为一，与实不符。京邑，应该是和丹邑等八个小国并存的邑，有的学者把丹邑的位置定于与京相同的今荥阳县东南，有的学者认为丹邑具体方位不明，荥阳郑氏文化研究会宋国桢先生则认为，鞣邑即为后来郑国的京邑（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可见京邑、鞣邑、丹邑共存，不是一地。作为《郑氏族系大典》主审的宋国桢，自己文中“鞣即为京”和“丹即为京”的矛盾，不可不知。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京邑根本不在“桓公寄孥”的十邑之列，怎么能成为郑国东迁之都呢？
第三类：籍名人之口，为“郑国东迁初都京襄城”提供“史据”
首先，看一下荥阳人士的例证：“郑樵在《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中，自述其东迁始祖都荥阳”。然而，翻遍刊登此例证的《中华望族·荥阳郑氏》一书，并未见郑樵为族谱所撰的自序。反而看到举证者自己另举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文与之相悖，该序文写到：“平王元年东迁，公（武公）亦随之而东，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
其次，查阅北京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以及号称收集天下郑氏族谱序文最多的《郑氏族系大典》第三卷（历代郑氏谱序精选），均未查到郑樵所撰写的《永春夹漈郑氏族谱》谱序。在仅有的一篇落款为“张兴九年十二月初十浔阳十二世孙樵序”的《荥阳家谱前序》，通篇1800余字，既没有谈到郑国东迁之事，更无迁都荥阳一说。
再次，通过查阅郑樵所著的《通志》相关词条，就知道郑樵所谓的武公东迁“都荥阳”是指原“荥阳郡”所言，而非指荥阳县京襄城。
《通志·氏族略》“郑氏”词条的原文为“桓公死难，其子武公从平王东迁，卒有虢、郐之地，号为新郑，今郑州也。”
《通志·氏族略》“郑邑”词条的原文为“郑武公少子段封于京，谓之京城太叔。”
《通志·氏族略》周诸侯下“郑都”词条的原文是“郑都本西周畿内三地。……周幽王有犬戎之变，郑武公遂迁于济洛、河颖之间，谓之新郑。郑之始都谓之旧郑，今华州郑县是也，有郑故城在县北。新郑今之荥阳”。
以上可知，郑樵在“郑氏”和“郑都”词条下分别写“郑州”和“荥阳”显然是指前朝荥阳郡而言；在“郑邑”词条下，明确“京”是封段之地，而未言京曾为郑都，如果京曾为郑都，这样的重要历史，不可能被大史学家忽略。
结合前述《永春夹漈郑氏族谱》序原文中的“公（武公）亦随之而东，都荥阳（今河南新郑县城北），郑之东迁始于此。”，郑樵讲的是新郑县城北，而不是当时的荥阳县，因为郑樵所处的年代，行政区划中已有“荥阳县”，对于字斟句酌的史学家来说，郑樵只言“荥阳”而不言“荥阳县”，其义明矣。
第四类、列举一些“实物”，来证明“郑国东迁初都于京”。
依前所述，宋国桢先生举了几个佐证（见其《郑氏祖地荥阳》一文，载《寻根》杂志2004年第3期），说是荥阳县郝砦村出土了一座五棱石碑，是祭郑国君主武公、庄公，还说碑文上有“郑”字（言称此“郑”字为钱币专用字体），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个刻着“段”字的陶罐，并发现是一个墓地。宋先生称：因为在共叔段的逃生之地今辉县，没有查到共叔段墓地的记载，就称此罐出土之地是共叔段埋葬之地；在没有确切年代、确切地址记载的、疑似“郑庄公庙”旁边，出现了无考古成果的一个墓穴，就说是郑庄公母亲武姜氏的墓地。这一系列的推断过于儿戏。
另一个被荥阳人士津津乐道的“古物”，是当地人所称的“石祭案”。说的是京襄城村有座“郑桓公庙”，里边有一块“石祭案”。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个迷。关于“石祭案”的来历，说是在其庙东“洪福寺”里发现的，关于它的时代，有人说，春秋战国时就有了桓公庙，此物是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翻遍现有的嘉靖《荥阳县志》（微缩胶卷）、乾隆《荥阳县志》、民国《汜水县志》、《河阴县志》、《河阴金文考》等数本荥阳县志（当代荥阳县志除外），诸多版本县志记录了大量的荥阳古迹，甚至连史上曾经存在，但早已无存的古迹、祠庙、祠堂都一一注明。然而这几本县志通篇都没有“郑桓公庙”的记载。此块“石祭案”石板只在侧面刻了“郑州荥阳县京城村郑王庙记之”几个小字，既然是“记之”，当然应该有下文，为什么整块石板正面、侧面、反面都没有字呢？令人不解的是：这块所谓春秋时期留下来的“石祭案”刻的却是宋体繁体字，而且，祭祀国君的石案竟是一块废碑，仅有的一行字亦是后人刻在原有花纹上的。面对如此怪异行为，人们不禁要问：这块石板上的几个字是什么人、什么时期、出于什么目的刻上的呢？更有甚者，还有人撰文说：武公东迁初都于京，死后，当地人建庙祭之。还有人说，现存于京襄城“郑王庙”的“石祭案”，就是当时留下来的，此言更让人笑。因为，“郑王庙”史无记载，京襄城村现有的“郑桓公庙”是在1992年时建造的。另一方面，史书上没有此庙的记载，如有其庙，是“郑王庙”还是“郑桓公庙”，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能使他人信服？
根据相关典籍记载，单凭石板上有“郑王庙”一词，不足以证明此地就是郑国初都，甚至不能证明所谓“郑王庙”祭祀的就是郑国的先祖。理由有二：其一，周朝时，王侯可以根据不同等级，建造数量不等的庙宇。《礼记》中说“天子七庙，卿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拿郑国来说，一个卿大夫在自己的诸侯国内建造几座庙宇，或民众为祭祀先祖在其地建造庙宇，并不能说明某座庙宇的所在地就是国都。其二：“郑王”二字在历史上的郑国是不存在的。当时，郑桓公被称为“王子多父”而不是“王”；郑武公的“王与武公之略”，武公也不是“王”；庄公时期的“射中王肩”中的“王”，指的是周桓王。从受封到亡国的四百多年历史中，郑国也无一国君称王。不要说郑国，战国中期以前，众多的诸侯国（楚国除外）国君无一称王。纵观诸侯国的纷争全过程，除楚国外，族人祭祀诸侯国的国君只称“祖”或“公”，而不称王。现存的各本荥阳县志中（当代荥阳县志除外），没有“郑王庙”的记载。那么，京襄城的“石祭案”上的“郑王庙”从何而来，所指何人？且不说这座石碑的真实性如何，这里祭祀的也可能不是郑姓的先祖，这一点在荥阳县是有先例的。比如荥阳县的“郑王庄”，号称是“郑氏祖茔地（祖茔地问题本文另述），《中华望族·荥阳郑氏》称：战国时期，郑国被韩国所灭，周显王三十七年，韩侯称王。《资治通鉴》载：“今韩国灭郑，自翟阳都之，韩徙都郑，故时人亦称韩王为郑王。考之，《战国策》、《韩非子》可见”。按照荥阳人士的说法，今郑王庄之地，因是韩惠王（郑王）所封，是当时郑人为先祖守墓的地方，故称“郑王之墟”，后人称此地为“郑王庄”据此，如果京襄城历史上真的建有“郑王庙”，是否也是因某个韩王而得名呢？由此可见，整个郑国史无人称王，史书及各种旧版荥阳县之中均无记载，该“郑王庙”何来？
有关郑国东迁初都，许多史书早有结论。例如：比《史记》还要早近三百年的《竹书纪年》中“郑迁于溱洧”和《国语》中的郑国东迁“主芣隗而食溱洧”、以及其他众多史志古籍中类似的记载。对此，所有主张“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人都三缄其口，避而不谈，或含糊其辞、或不置可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之前，浩瀚书海、包括荥阳县郑氏研究会的初期文字资料在内的书刊中，从未出现过“郑国东迁初都于京”这一观点。随后编出的这个观点，经过荥阳人士的大力宣传，被一些人士陆续引用。如，著名史学家李学勤署名主编的《中华姓氏谱》丛书《郑》等。需要说明的是《中华姓氏谱·郑》一书原定是由姓氏学专家王大良先生撰写，因故委托给郑州大学的一位研究生导师，其结果是又分给了几位学生。因为这几位学生分别参考、引用了不同作者的书籍，对郑国东迁未做详尽考证，因而在此书中出现了郑国东迁初都地相矛盾的现象：即该书的第13页中，所表明的是“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观点，而同一本书的第143页，表明的则是“郑国东迁初都在郐地（今新密）”的观点。即便如此，也没有一位作者能举出“郑国东迁初都于京”的史据。翻篇历代史书，“京城”一地，除去作为庄公封段之地外，再无其他关于“寄孥”以及“初都”、“国都”之类的记载，仅凭猜测、推断来论证历史，不足为凭。
综上所述，“郑国东迁初都荥阳京襄城”这个说法，没有史据。然而，经过一些人的杜撰和大力宣传，加之网络推波助澜，影响广泛，误导颇深。
（二）“郑国东迁为两迁两都”，初都“古郑城”之观点
许多学者、专家都直接或间接指出，郑国东迁初都今新密，文公时又迁都今新郑（郑韩故城）。相关论述涉及“古郐城”、“溱水发源地”、“古郑城”和“文公徙郑”几个概念。郑国东迁初都新密的依据，最早来源于战国时期的《国语》和《竹书纪年》，后来的《史记》也与两者观点相同。三部经典史书相关观点的论述分别是：
《国语》载：“若竞二邑（虢郐）、邬、蔽、补、丹、依、鞣、历、华（一说莘），君之土地。若前华（一说颍）后河，右洛左济，主芣隗而食溱洧，修典以刑之，是可以少固” 。
《竹书纪年》载：“平王二年，王子多父伐郐克之，平王四年灭虢，平王六年，郑迁于溱洧”。
《史记》“东迁其民洛东，而虢郐果献十邑，竞国之”。
有关郑国东迁灭郐虢，收十邑，迁于溱洧，曰之新郑（此“新郑”一词是指“新郑国”而非新郑县）的记载有许多。有正史，有志书，有专著，亦有历史地图集。如：东汉的《汉书·地理志》、晋朝的《帝王世纪》、魏《水经注》、唐《通典》、北宋《资治通鉴》、《新唐书》、明《大明统一志》、《河南总志》、清《读史方與纪要》、《开封府志》、《大清一统志》、《春秋氏族谱》、民国《河南新志》、新中国《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其骧主编）等等。
有关郑国东迁灭郐建都的部分记载有：
东汉《诗谱·桧谱》载：“郑、桧同地，郑国之都非桧（都）也，但郑城不甚相远。”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载：“（郑文公之子瑕在回国途中被人杀害）文夫人敛而葬之郐城之下”。杜预注：“郐城故郐国，在荥阳密县东北”。杜预是晋代人。晋代密县县治在大隗镇，郐城正处于大隗镇东北。同时，杜预在《左传注》中记载：“郑在荥阳苑陵县（今新郑）西南”。
《大清一统志》：“郐城在密县东北五十里接新郑界”。
清《郑州志》：“平王东迁，郑伯从王、寄孥与虢郐之间，徙都郐”。
当代的一些学者也与此观点相同，如《辞海》、《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等。
“古郑城”是史书中对郑国东迁后所建国都的特称。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此城的位置有不同的观点，尤其是新密和新郑两地的一些人士更为关注。
新郑籍人士对“古郑城”在今新密，有不同意见。刘文学先生在其《再论郑国城溱洧水与轩辕丘在新郑》一文中称：“文献记载从远古至今，没有一部文献说“古郑城”在密县，密县也从未称过新郑”。（新郑市内刊《华夏源》2008年第5 期）
事实并非如此。认为“古郑城位于新密境内古郐城附近”的这一观点，史书有许多记载。今新密“古郑城”的区域，在历史上，也曾属于新郑区划范围。
有关郑国灭郐、东迁之“古郑城”（位于今新密）的文史记载，可以追溯到西晋。唐《括地志》依据《汉书·地理志》所引用的西晋人韩婴《韩诗外传》说：“洧水在古郑城南与溱水合。今溱入洧处，正宛陵县西南地，在今新郑县西北二十五里与密县交界。”
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已有明确记载。《史记·郑世家》载：十三年“晋悼公伐郑，兵于洧上，郑城守，晋亦去”。《括地志》：“洧水在郑州，新郑县北，古郑城南。”《韩诗外传》载：“郑谷二月桃花水出时，会于洧水下，以自拔除。按：在古城南，与溱水合。”在这里，张氏注本把新郑县和古郑城作了明确地并列和方位区别说明，指出古郑城在新郑县（郑韩故城）西北。溱水与洧水会合处，在古郑城南，即今新密曲梁乡溱洧交流寨一带。
明代王锡爵《左传释地》中说：“（古郑城）在新（郑）、密（县）界最为确切。新郑旧志谓之今县城外旧垣，非也。”
清《读史方與纪要》“古郑城在新郑县西北，相传郑武公始都此”。
清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所录郑州张龙甲《溱水考》载：“溱水出今密县东北，经今新郑县西北入洧”。该文在描述溱水于新密境内的流向时指出：“溱水又东南，流经古郑城东南，今王城，报恩寺所居即其地也，又北有城隍庙” 。据新密市该城隍庙现存的清康熙六十一年《金粧城隍庙碑》记载：“独我密治东去城六十里有城隍庙，在报恩寺之西北”。
清张龙甲《古郑城考》载：“于郑黄水，已明言新郑城入洧，而于郑都（古郑城）则在苑陵县西南，而不指新郑县，则今县城非古郑明矣”。
持“郑国东迁初都郐地（今新密）、溱洧古郑城”观点的专家学者，除前述史书之外，当代的专家有许顺湛（《黄帝居轩辕丘考》《寻根》杂志1999年第3期）、王大良《中华姓氏通史丛书·郑姓》、曲英杰（《郑城溱水考》）、谢均祥《河南百家姓》、安金槐等。
关于郐城的位置，虽然大部分历史学者认为郐城在今新密东北或东南（因新密市的区划在历代有变，故不同史书记载方位不一）。但也有古郐城在新郑的记载。唐《括地志》：“古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北三十二里”；宋《通志·氏族略》：“今新郑东北三十五里，有古郐城是也”；《元和郡县志》：“在新郑东北三十二里”。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杨守敬先生认为上述“东北”疑为“西北”之误。而且，当代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曲英杰、马世之等人也认为上述中的“东北”方位是错误的，应为“西北”。马世之先生在《郐国史迹初探》一文中指出：“关于郐国故地，《氏族略》说在新郑东北三十五里，《括地志》说在新郑县东北三十二公里。上述诸书记载均有误”（《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清乾隆四十一年原版《新郑县志·沿革》载：“《括地志》故郐城，在郑州新郑县东（疑是西）北三十二里”。但可惜的是，经新郑刘文学先生校对、主持出版的新版乾隆四十一年《新郑县志》标注本把“疑是西”这三个字去掉了。此人对不利自己观点的历史记载（如杜预和郦道元的新郑黄水非潧水的观点），说是写错了（本文后有详述），对古本县志的“标注”而非“修订”性质的重印，可以任意删除，其用意令人生疑。